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温少鹤与民国时期重庆回族（完整）,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温少鹤与民国时期的重庆回族5篇
【篇1】温少鹤与民国时期的重庆回族
民国时期的穿着
长袍马褂
民国初年，男人服装仍以中装，即长袍(长衫)和马褂为主。长袍马褂为清代满族男子最常用的服饰之一。马褂加于长袍的外面，它起源于骑马短衣。后来，长袍马褂传到民间成为社会普遍流行的便服。
民国元年，北洋政府颁布的《服制条例》中将长袍马褂列为男子常礼服之一；
南京国民政府也将蓝长袍配黑马褂以及中山装列为“国民礼服”。
长袍与马褂多为圆领、窄袖，后来不少长袍是企领的。长袍为大襟，马褂是对襟。
长袍、马褂有礼服、便服之分。用作礼服时，在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格式。长袍用蓝色，大襟右衽，长至踝上6厘米，左右两侧下摆处，开有30厘米左右的长衩，其袖长与马褂同。
马褂一般用黑色丝麻棉毛织品缝制，下长至腹，前襟钉扣5粒。
若作为便服，颜色可以不拘。在初春或深秋，人们还喜欢在长袍外加一件马甲，代替马褂。
民国期间，羊城仍有不少旗人，他们多住在老城的中心，即今天的中山五六路一带。尽管旗人衣服与本地人区别不大，但他们穿着的长袍马褂有自己的特色，腰部必横系一布条，鞋子的面以厚布密缝榄核形线条，鞋底是木的，密布铁钉，行时逼迫爽脆，一望而知为旗人。
西装的兴起
长袍、马褂，往往是旧派人物的穿着，思想开放的人士爱穿西装。西装在清朝末期传入中国。
最初，西装仅为来华西方人所穿，后来，广州等沿海通商口岸地区的买办、商人也开始穿着。
中国第一家洋服店，是1879年开设于苏州的李顺号洋服店。广州第一家洋服店，是1880年创办的信孚成记洋服店，它位于沙面租界附近的沙基(现六二三路)。当时，这一带除了信孚成记洋服店外，还陆续出现了元祥号等多家洋服店。1892年，元发号洋服店在高第街开设，店主潘礼、潘伯良从日本学艺回国，有“洋服状元”之称。
但西装真正流行却是民国以后的事情。到了上世纪20年代，许多大城市陆续出现了专门制售西装的公司，还出现国产名牌西装，不少报纸、杂志开辟专栏介绍西装。
当时在广州，穿西装的男子极多，有教师、学生，各机关的办事员和洋行职员。
在广州惠爱路(今中山五路)，有一间九同章绸缎店，原先,它是以缝制中服闻名的，但见西装流行，便专门在营业厅开设西服部，里面安装一张大裁剪床、三部衣车，旁边设一个6平方米的试身室，室内四壁镶了玻璃，装有光管、风扇，以方便顾客试身。
店中有一姓凌的师傅与其助手谢煊负责给顾客量身、裁剪、试身。“九同章”的
西服生意不少来自岭南大学附中。岭大附中新生入学，要置备的服装规定必须有西装，还要有大褛一件、寒衣二三件、夏衣五六件、衬衣三四件、汗衫裤六至十件，黑袜六对、长袜一对、游泳衣一套、手帕六条。因“九同章”手艺出色，岭南大学师生的西装后来全都由它承做。
岭大学生外出，西装笔挺，洋派十足，当时广州的女孩子中流行着“法政公(老的意思)，高师穷，一中广府唔中用(不合适)，农业工业晒到黑，惟有岭南才做得(合格老公)”的顺口溜。
西装从开始的星星点点到与中装平分秋色，并有后来居上之势。
在西装流行的同时，一些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还喜欢穿学生装。学生装由西装改造而成，其样式比西装简便。它没有翻领，只有一条窄而低的狭领，穿时有纽扣扣紧，不用领带。衣服下方，左右各有一个暗袋，左侧胸前还有一个明袋。穿着这种服装，有一种干练的感觉。
黄隆生制作中山装
1923年，在广州任大元帅的孙中山觉得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而旧式的长袍马褂又不能表现人民时代精神，于是他主张以南洋华侨“企领文装”为基础，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
孙中山将自己的设想告诉了他的挚友、著名裁剪师黄隆生，他根据孙中山的要求，裁制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此衣服既有西装的硬领，又将“企领文装第”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两个明袋改成可因放进物品多少而胀缩的“琴袋”。
黄隆生设计的裤子是这样的：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也很适用携带随身必需品。
对这种服装的思想及政治意义，孙中山有过专门的阐述：前面外露的四个口袋代表“四维”(即礼、义、廉、耻)，袋盖上方的笔山形代表重视知识分子，封闭式的翻领表示严谨治国的理念，背部不缝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的大义。
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中山装”流行起来。后来，中山装成了民国政府官员的标准服装。1946年的一天，广东省主席罗卓英叫会计长毛松年召集各会计主任到省府开会，当罗看见卫生处会计主任黄雪峰没穿中山装制服，只着一件“夏威夷”衬衫和一条西装短裤时，大骂其“不敬”，立即撤了黄的职。
改良旗袍与“义乳”
民国初年，妇女服装仍保持着上衣下裙的形制，政府也规定女子礼服为上袄下裙。后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妇女们领悟到“曲线美”的道理，在裁制衣服时改变了传统女服的胸、肩腰、臀完全呈平
直状态，服装日趋华丽，出现了很多奇装异服。
旗袍就是当时最流行的女性服装。旗袍最初源于满族女性传统服装，民国年间融入了西方元素，改良成为最能体现女性魅力的流行服装。1929年，民国政府确定旗袍为国家礼服之一。
传统旗袍特点是宽大、平直、下长至足，上下显一条直线，外加高高的硬领,女性身体的曲线毫不外露。
民国期间的“改良旗袍”最大的改变在于，袍腰不断收缩，女性身材的曲线终于全部显露出来。一些旗袍腰身最后竟窄得要吸气才能扣上纽扣。
此外，旗袍的长度也缩短了、袖口也收窄了。传统旗袍配穿长裤，开衩处很浅，仅可见绣花的裤脚，民国旗袍内着内裤和丝袜，开衩处露腿。民国旗袍面料较轻薄，装饰亦较简约，淡雅合体
上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旗袍在长短、宽窄、开衩高低以及袖长袖短、领高领低等方面不断翻花样。一时衣长及地，袍底落地遮住双脚，称为“扫地旗袍”；
一时又缩短至膝盖，后来袍衩越开越高渐渐及膝部高到大腿。由于有人反对，袍衩一度回到膝盖以下。但舆论压力一减小，袍衩又迅速升高，1933年后流行大开衩旗袍。
进入40年代后，旗袍的式样趋向于取消袖子，高耸及耳的领子也逐渐变矮，后来有的成了无领旗袍。
当时的广州，无论是达官贵人的太太、小姐，还是学生、家庭主妇，都喜欢旗袍。上下九一带就有很多裁制旗袍出色的店铺，西关小姐穿着的旗袍多为绣花绸缎料，旗袍打腰褶、胸褶，以突出女性曲线美。
除了旗袍外，还流行白衫黑裙、灰衫黑裙。广州学生大多穿灰色的上衣，黑色的裙子，一般劳动妇女则穿短袖衫。
民国初年，一种由“捆身子”内衣演变而来俗称“小马甲”的内衣，在女性中流行。小马甲的用料既有丝织品又有布。在小马甲的前片，缀有一批密纽，使用时将胸乳紧紧扣住。
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乳罩从海外传入中国，当时人们称之为“义乳”。最初，中国妇女并不习惯使用，电影女明星成为时尚体验的先行者。阮玲玉是最早戴“义乳”的中国妇女之一。在银幕上，她戴上义乳、身着旗袍后显现出的近乎完美的身体曲线，给妇女们以惊艳。“义乳”慢慢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普及起来。
【篇2】温少鹤与民国时期的重庆回族
春游作文，想必大家小时候都写过。是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开头，还是以“今天真是快乐而有意义的一天啊”的感叹结束？
而民国时期小学生的春游文章，用简洁的文言文描述了生动的景色和真切情感。?
春郊游记
广东番禺三区南田小学 卢焯坡
某月某日，校中放假。课余在家，殊无聊赖。闻街外有卖花之声，遂知春日已至。披衣出外，不觉步至山下，牧童三五，坐牛背上，吹笛唱歌。再前行，青山绿水，白鸟红花，杨柳垂绿，桃梅堆锦。仰望白云如絮，俯视碧草如毡。见有茅亭，乃入座。未几，炊烟四起，红轮欲坠，乃步行而回。就灯下而记之。
【读后感】读着这篇老作文，我不知不觉就想到初小国文课本中的一篇课文“夕阳西下，炊烟四起，三五童子，放学归来。”文字虽短，意境甚美。再来看这篇作文，文字如此优雅，描写如此生动，对偶恰到好处。恬静的乡野生活已不可复得，真是恍如隔世！
春日游公园记
广东番禺三区南田小学 黎寿泉
星期之日，偕友某君作公园之游。时则春风和煦，园花盛开，草木青葱，群鸟飞鸣，游目骋怀，至足乐也。至音乐亭畔，闻有乐歌之声，自放音机出，因与某君驻足听之。既而环游公园，乃知音机之设，遍于园中。公园之大，一人歌之，千万人得而听之。与民同乐，其斯之谓欤？游罢归来，因为之记之。
清晨上学记
广东番禺三区南田小学 游杈波
庚午之春，某日晨起，推窗一望，则大雨淋漓。遍地红花杂绿叶，夜来风雨洗春娇，可为斯咏也。未几，入书房携书上学。出门，狂风大雨，扑面飞来，大惧急退，入坐房中，无聊而观书。忽观至“讷尔逊冒雪返校”之事至，醒吾心，一跃而起，再携书，奋勇出门。沿途花柳飘摇，泥泞满路，四望无人，独自前行，衣履尽湿，及到校后，乃更衣而坐，未几，钟遂鸣矣。窃思：吾人不为荣誉则已，若求荣誉，必坚忍耐劳，以战胜艰难辛苦，方有出人头地！不然，则畏风怕雨，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矣，乃记之以自勉。
【读后感】读文章，可以想见小作者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初见狂风大雨而大惧急退，后观“讷尔逊冒雪返校”又奋勇出门，一个顶风冒雨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
春江垂钓记
四川郫县县立第四小学 刘在镕
某星期日，学校放假。吾谓友曰：“时当春日，江水清澈，而江边之景又可玩赏。吾友可往江边垂钓否？”友曰：“可！”乃持竿而行。沿途纵观春景，时则桃红柳碧，草长莺飞，顾而乐之。
不觉已至江边矣，余与友乃于垂阳下，选钓鱼矶而坐。则见浪花四散，水天一色，真奇观也。友乃以手持竿，垂于江中。未几，钓线一动，手举竿，遂得一鱼，鱼屡跃而不得脱。余见友得鱼甚喜，余又持竿钓之，终日不获一鱼。友笑谓余曰：“事必学而后能，垂钓亦犹是也！”余曰：“然！当静心以学之。”余遂归，乃留友于吾家宿，遂将鱼烹而食之，味甚鲜美。吾因谓友曰：“今日得鱼之时，鱼跃亦可怜否？”友曰：“彼贪饵而来，是自取也!然贪饵而致死者,岂独一鱼也哉？”
【读后感】笔法果然老练！借友人之言道出己之胸臆，“彼贪饵而来，是自取也!然贪饵而致死者，岂独一鱼也哉？”堪称警句，一小学生竟有此等见识!方今之世，不知多少“贪饵”之辈自取沦落，何时醒悟？读此文深感前贤可畏。
记地震
四川郫县县立第四小学 李蓂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五日。余正伏案潜修，忽闻屋宇有轧轧之声。因出户视之，则见树木倾斜，花草摇动，溪水有汹涌之状，墙垣有簸动之形。吾方惊诧，觉地面簸荡，若乘舟而涉波涛者，噫！奇异哉，非地震欤？因思夫震撼之大，时间之久，为前所未有者。不数日，友人告余曰，前日地震，茂县以上之大山崩颓，压死人民，不可胜数，岷江上流，为之壅塞。
余因之有感焉。吾人处此安全之地而不受地震之灾，岂非吾人之幸福乎？虽然，中华四面受敌，外人协以谋我，国势飘摇，视地震尤烈，吾人不得狃于目前之安全而忘土崩瓦解之危险也！
【读后感】这篇作文记叙的是1933年7月5日发生的四川茂县叠溪地震，从文中可以看出，郫县震感也非常强烈——树木倾斜，花草摇动，溪水有汹涌之状，墙垣有簸动之形。小作者为我们保留了一段史实，文末由地震而生发出的感叹更是发人深省。
书楼望月记
四川万县分水场县立第二小学 陈晓初
一夕，人静矣。余倚窗读书，偶见月光射入，宛如白练，顿生明月入怀之感，遂弃书起立，循栏徘徊。见夫玉免悬空，光辉皎洁。举目四望，万籁寂寥，清风夜起，促织微吟，顾而乐之。适有孤鸿横岭东，展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其音交交，掠余而西也。
时已夜半，月凉似水，忽见草际微动，黑影隐露。余不禁长啸，叹曰：“人耶？鬼耶？何裹足而弗前！”半晌无声，长空寥廓，清寒殊甚。少焉，嫦娥西匿，余亦就寝。
【读后感】此文吾读之再三，有似曾相识之感。忽忆及东坡之《后赤壁赋》——“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原来如此！小作者将东坡妙句化入文中，水乳交融，浑然天成！读毕，为之击节而赞：东坡千载后，亦有知音矣！
听鹃记
四川郫县县立第四小学 魏邦权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夜，解衣欲睡，见月色入户，欣然起行，斯时明月在地，庭中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龙蛇蟠结，盖竹柏葡萄影也。已而庭树之上，鸣声凄切。倾耳听之，似唤“不如归去”者，盖杜鹃也。其鸣急迫，其声凄厉。凡入耳者，未有不动于衷也。夫鹃一鸟耳，昼夜悲鸣，催人耕作，故又谓之“催耕鸟” 焉。余听之，不禁有感于中矣！夫人生之光阴有几，而九十春光，尤如白驹过隙焉，彼杜鹃者，夜半啼血，欲唤回将去之东风，吾人对此垂暮之春，能不感韶华之易逝哉？因听鹃而作记自警。
【读后感】又是一个苏东坡的崇拜者，文章前段从东坡《记承天寺夜游》脱化而出，后段的议论由杜鹃鸟而生发，足见少年老成！
夜月采莲记
广东番禺三区南田小学 江炳崧
饭后斋中独坐，好友忽临，约往外游。乃束装偕往，盖月下泛舟也。舟次池中，举目四眺，则亭亭独立，不蔓不枝，微风吹来，摇曳波中者，凌波仙子也。而月影星光，益辅其美，殊可乐也！余以良宵美夕，人生难再，故至夜阑兴尽，始摇舟而归，并携莲一枝，置诸瓶内，以驱尘俗。归而记之。
【读后感】月下泛舟，池中观莲，何其美妙！置莲瓶内，以驱尘俗，何其高雅！此非周敦颐乎？此篇作文文字之美倒在其次，生活态度大可玩味。
【篇3】温少鹤与民国时期的重庆回族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总第１１０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ｒ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 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Ｎ０２．２０１３
Ｇｅｎ．Ｎｏ．１１０
民国时期回族知识分子对妇女问题的探讨
钟银梅 ，周淑云
（１．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古籍文献研究所，宁夏银川７５００２１；
２．宁夏人民出版社，宁夏银川７５０００１）
摘
要：民国时期，回族知识分子对回族妇女地位、生活、教育、时代意识及现实问题等方面展开了
探讨和反思，无形中引发了社会对回族妇女问题的空前重视，加速了回族妇女群体的思想觉醒，强化了 其国族意识与团结意识，培养锻炼了一批优秀女性，从而对回族妇女的长远发展产生着积极影响。
关键词：民国时期；
回族知识分子；
回族妇女问题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９．６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６６２７（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９２—０６
民国时期，随着国内外妇女运动的蓬勃开展，回族妇女也开始得到回族文化界的重视，许多知 识分子纷纷借助报刊平台发表撰述，展开对回族妇女问题的积极探讨，这对当时乃至此后回族妇女 的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本文拟以民国时期回族伊斯兰报刊为资料文本，就回族知识分子探讨妇 女问题的内容及其对妇女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探究，以期加深对民国时期回族知识分子群 体的认识，同时也丰富了回族妇女问题的专题研究。
一
、
回族知识分子探讨妇女问题的主要内容
民国时期除《伊斯兰妇女杂志》（１９３６年创办）和《回教妇女》（１９４５年创办）这两种专门的回 族妇女报刊外，《月华》《天方学理月刊》等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刊物也先后刊发“妇女专号”，而且
《清真铎报》《回光》等许多报刊也开辟妇女问题“专栏”，这些专刊、专号和专栏为回族知识分子探
讨妇女问题提供了广阔平台。参与妇女问题探讨的有宗教界知识分子，也有新型回族知识青年，而
更多的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回族知识女性。他们探讨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一）回族妇女的地位
在当时要求妇女解放、自由、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条件下，回族知识分子将关注的目光也投 向回族妇女，他们首先对其宗教地位和社会地位问题进行了认真审视。
～
方面，他们引经据典，从伊斯兰教理上阐释回族妇女与男子一样享有平等权利。例如，马宏
毅等人翻译《古兰经》中的“妇人篇”及有关伊斯兰妇女的章节；
谢松涛撰《回教关于妇女问题的教
训》，引用经文对伊斯兰教规定妇女在物质、精神上的平等权利逐一加以解释¨ ’；
马瑞图撰《伊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０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回族知识分子群体研究”（１１ＸＭＺ０７５）
作者简介：钟银梅（１９７１一），女，浙江宁波人，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古籍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回族古
籍文献整理与研究；
周淑芸（１９７８一），女，宁夏中卫人，宁夏人民出版社政治经济室编辑，主要从事 民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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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之妇女谈》，结合《古兰经》就回教妇女的婚姻自决及应有遗产权问题展开分析 ＿【卜 ；
穆乐天 在《回教妇女之权利》一文中，从妇女对财产和婚姻所享有的种种权利出发，得出结论：“伊斯兰教
的妇女在智力的，精神的，道德等方面获得的能力，是与男子同等的，伊斯兰将男子和女子放在同样 的义务之下的。所以回教妇女的地位是站在与男子同等的地位，而且是自由的……” ＿（ 杨瑞生 更是将伊斯兰制度与中国社会固有习俗相比较，认为“伊斯兰教之制度，皆按诸天经圣训而定，不 偏不倚，且偿善条例，对于女子优待尤为从优”。因此，作为伊斯兰教的妇女是幸福的 ＿（ 姐 。
另一方面，他们结合现实社会里妇女地位低下的实际，从复兴宗教的角度出发，积极倡导回族 妇女起来解放自我，实现真正的平等自由。其中回族知识女性对此表现得最为激进，语言表达也尤 为震撼人心。例如马秀珍在《伊斯兰妇女的觉悟》一文中呼吁：“时代的巨轮不停地在宇宙间转着，
至真的公理又不停地发现在巨轮之中，自由解放的暴怒声不是如大江里的怒潮，掀起了汹涌的波 涛，往向各处奔腾吗？同志们！现时不争尚待何时呢？难道吾伊斯兰妇女，真的是不要澈（彻）底 解除自身的束缚和痛苦吗？同志们！有血性的同志们！我们别再犹疑，别再胆怯了。我们现在要 深深地认清自身的地位、自由的真谛、平等的原则，大家牵起手来，在同一的阵线上，同一的目标下，
振起了我们的精神，背负了我们的智剑，奋起了我们的热血，高举着解放的旗帜来，遵着真主的大 道，至圣的训诰，打破一切食人的恶魔、压人的枷锁，发展平等主义并一切自由，我们的目的不仅是
把伊斯兰妇女从牢枷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同样地要为解放其他弱小的妇女而争斗，使全世界的妇女
们，领受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齐走上光明、快乐、和平的伊斯兰道路。”＿５＿（ 马秀珍的这
段文字，将回族知识女性盼望广大妇女同胞争求平等自由的急切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二）回族妇女的生活
回族知识分子对回族妇女生活的探讨涉及宗教生活中斋、拜、净等诸礼仪，同时包含日常生活 中婚姻、家庭、育儿、卫生等多方面。
宗教生活上，他们主要围绕回族妇女可否列班礼拜展开探讨。学者们分别从《伟嘎业》等经典 出发各抒己见。有的认为坚决不可，有的则认为具体情况当具体分析：“执教者当知变通，勿坚持 片面之理。”ｌ６ 为此，他们还在《伊光》《正道》《回教周报》等刊物上以问与答的形式展开了反复讨 论。此外，对于殡礼拜、清真女寺礼拜、沐浴礼仪的教授以及开斋节妇女可否游坟等问题也给予关 注，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篇幅所限，此不赘述④。
日常生活上，从婚姻家庭，到健康卫生，再到子女的喂养和教育，知识分子的关注可谓包罗万
象。其中，对于妇女婚姻问题，他们不仅从婚姻制度层面上对伊斯兰教的妻制加以探讨，而且从婚 姻生活的层面上对妇女结婚、离异、再嫁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例如，马琰华女士撰《女子婚嫁的认 识》一文，简要叙述了女性的十大婚嫁原则，尤其是女性需把握的择偶标准，反映了时代女性对自 身婚姻问题的理性思考 Ｉ（ ，。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对回族妇女的家庭生活、饮食起居、自身健康与
卫生等问题给予关注，分别撰写了《回教妇女与家庭》《谈谈妇女的生活》《欲家庭平和当注意之 点》等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妇女缠足、剪发等问题展开了集中讨论。
自２０世纪初起，就有侯吉康等人撰文痛斥残害妇女身心健康的缠足陋习 Ｊ。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女子可否剪发成为又一热议话题。学者们以《月华》为主阵地，《天方学理》《伊斯兰》《穆士林》《正 道》等刊物为辅助阵地，集中发表了近３０篇文章，从教义教理、经济、卫生、社会风尚等不同角度展
开激烈讨论，甚至反复进行激烈辩驳。此外，还有知识分子在《育婴谈略》《子女的抚养》等文中，就 妇女应如何育婴、如何教育子女等问题进行了具体探讨。
①
参见张蕴华：《妇女殡礼拜的问题》（载《回教周报》６９期第２版）；
《女礼拜寺平议》（载《穆声报》第３３号第２版）；
璧光：
《女子上坟之断法》（载《云南清真铎报》第７期第１６页）；
《各地妇女礼拜所成产后之隐患》（载《伊光》第５９期第２～３ 版）；
伯言：《天津开斋节妇女游坟有乖圣道望当地阿林宣传禁止以维教风》（载《回教周报》第６０期第２版）；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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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族妇女的教育
回族知识分子对妇女教育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教育重要性、迫切性的认识及对教育目标 与实施原则的探讨两方面。
首先，在探讨回族妇女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方面学者们意见颇为一致，其中以达浦生的观点
最为典型：“现世风日坏，人心险恶，视吾独一无二伊斯兰教为一无足轻重之事耳。索其根本所以 然者，是不知伊斯兰之精义也。其所以不知者，因伊斯兰教育不普及也。欲伊斯兰教育之普及，非 有家庭教育不可。家庭教育实根基于妇女。著吾伊斯兰妇女富有伊斯兰精义之知识，则能相夫教 子于伊斯兰之途径矣，无论受外界之熏染，绝不致有所动摇。于是吾千数百年之伊斯兰教自然而然 则能蒸蒸日上矣。”ｌ９ Ｊ（ ’要言之，他认为教育是兴教之首途，女子教育乃教育之根本。丁德普进
而明确指出：“现在我们为遵‘求知’的主命计，为培养优良的教民计，为巩固宗教的基础计，不能不 认提倡女子教育为当务之急。”＿１ ０＿
其次，在探讨妇女教育目标及实施原则过程中，学者们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在肯定妇女教育应包含宗教教育、国民教育及家事教育三种成分的共识之下，对究
竞以哪种教育为主的问题表达出不尽相同的观点。达浦生认为，妇女教育的目的首在于“明教 义”，次在于“重国文”，再次在于“习家政” ９ Ｊ（ ；
丁德普认为，妇女教育必须要将普通的社会知 识和伊斯兰宗教知识并重¨ ；
赵德贵、马文等人则认为，“女子教育不可高深，只宜养成贤妻良母。 其课程止于裁缝、烹饪、文学、教义及浅近之知识而已”ｌ１ 。此外，马湘在《回教的妇女教育原则及 其最近应有之目标》一文认为，回族妇女通过教育应具备五方面知识，即宗教上的一般知识、公民 上的一般知识、婚姻上的一般知识、家政上的一般知识及教育上的一般知识，作者将这五方面的知
识做了进一步细化分类，最后明确指出：“其能力之养成，除去宗教的以外，最重要的当推家事能 力、科学（教育、生理、机械）能力。社会知识的灌输，品格的培养尤当有以相当之注意。”Ｅ１２］
（四）回族妇女的时代意识
在当时抗战爆发、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攸关之际，首先觉醒的回族知识精英尤其重视启发广大 回族妇女的爱国爱教意识。他们在文章中指出，救国救亡是全体国民应有的责任，参加抗敌也是全
体国民应有的义务。回族妇女既是国民，又是教民，具有救国兴教的双重责任，只有“救国不忘救 教，到了抗战已胜，建国已成的时候，我们的宗教也随之复兴了”＿ｌ ３＿¨ Ｍ’。在《伊斯兰妇女们，速醒 来！》一文中，作者明确指出“妇女与男子负有同等的救国之义务。同时亦中国若不幸亡了，帝国主
义的国家在苛待亡国奴上不分男与女！伊斯兰妇女们应当明了自己的地位……求学识，增能力，为 人类而工作”［１ ］（ 吣’。在《战时回教妇女应有的任务》一文中，作者也提到“抗战不分男女，而回 教妇女亦当毫不推诿的为国效劳，为民族争取生存解放”；
并且发出强烈号召：“回教的妇女们！不 要因为自己是软弱无能的妇女，而忽略了国家社会上你们应负的责任；
不要因为自己没受过教育， 便自暴自弃地忽视了对国家、社会你们应享的权利与义务，更不要顾全家庭一时的幸福，而摒弃国
家民族的整个利益……起来！努力吧！回教的妇女们！解放的责任是我们的，最后的胜利是我 们的。’’［１５］‘ ’ 在使广大妇女明确所担负的时代责任的同时，回族知识分子还结合圣训、伊斯兰教历史上的战 争以及回族妇女的现状，就回族妇女如何实践救国兴教理念展开了分析。金德宝在《圣训中的战
时妇女工作教训》一文中指出，回族妇女可以从圣训的明示中得出培养冒险精神、培养深远见地、 战地运水、战地救护、缝衣运动以及献首饰运动等六种参与抗战、支援前线的做法借鉴¨ ¨ ；
田 兰撰《敬告回教妇女从事医药救助》，文章在分析了女性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特点之后，提出“我回 教妇女们，对于兴教救国最实际的工作，莫过于从事医药救护！战时的救护和士兵的冲锋陷阵，在 战争中具有同等的价值，在平时这种工作，更可强国强种，关系至巨”＿１ ７＿¨ “ 。方乃秀在《向东北
知识妇女进一言》中，专就东北失陷后，知识妇女在复兴民族、收复失地的责任之下，应努力的方向 进行了分析，指出只有提高人格修养、充实学问、放大眼光、注重合作、实干苦干才是其完成伟大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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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温少鹤与民国时期的重庆回族
民国时期的宪法(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11公布的一部重要的宪法文件，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
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容
(1辛亥革命的产物，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学说为指导思想，使民权主义所确立的政治方案和原则通过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具体化; (2确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更广泛的宣传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 (3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组织原则，依照三权分立原则，采用责任内阁制; (4体现了资产阶级宪法中一般民主自由原则，规定了人民享有人身、财产、居住、信教等项自由和选举、被选举、考试、请愿、诉讼等权利; (5确认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
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目的：设定条款，对袁世凯加以限制和防范。主要表现在：
(1在国家体制问题上，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2在权力关系规定上，扩大参议院的权力以抗衡袁世凯。《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除拥有立法权外，还有对总统决定重大事件的同意权和总统、副总统的弹劾权。此外还规定临时大总统对参议院议决事项咨院复议时，大总统必须公布实行。
(3在《临时约法》的程序性条款上，规定特别修改程序以制约袁世凯。《临时约法》规定，约法的增修修改，须由参议院议员2/3以上或者临时大总统的提议，经参议员4/5以上之出席，出席议员3/4以上通过方可进行。
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意义
(1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文件; (2否定了中国封建君主****制度，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 (3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
(二“天坛宪草”与“袁记约法”
1.“天坛宪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北洋政府时期的第一部宪法草案。采用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宪法原则，确认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体现了限制袁世凯的意图。
2.“袁记约法”：即北洋政府于1914年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
“袁记约法”与《临时约法》有根本性差别：
(1彻底否定民主共和制度，代之以个人独裁; (2用总统独裁否定了责任内阁制; (3用有名无实的立法院取消了国会制; (4为限制、否定《临时约法》规定的人民基本权利提供了宪法根据。
它是对《临时约
法》的反动，是军阀****全面确立的标志。
(三“贿选宪法”
北洋政府1923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国近代史上首部正式颁行的宪法。
具有以下特点：
1.用漂亮的词藻和虚伪的民主形式掩盖军阀****的本质; 2.为平衡各派大小军阀的关系，巩固中央大权，对“国权”和“地方制度”作了专门规定。
(四《中华民国宪法(1947》 1.《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内容
该法共14章，依次是总则、人民之权利义务、国民大会、总统、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地方制度、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基本国策和宪法之施行及修改，共175条。
2.《中华民国宪法》的精神
该宪法基本精神与《训政时期约法》和“五五宪草”一脉相承。但碍于政协通过的“宪法修改原则”12条的重大影响，即实行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司法独立、保护人民权利等，又不得不在具体条文上有所变动。
3.南京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特点。
①表面上的“民有、民治、民享”和实际上的个人独裁。即人民无权，独夫集权。
②政权体制不伦不类。既非国会制、内阁制，又非总统制。
③罗列人民各项民主自由权利，比以往任何宪法性文件都充分。但依据宪法第23条颁布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戒严法》、《紧急治罪法》等，把宪法抽象的民主自由条款加以具体切实的否定。
④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名，行保护封建剥削，加强官僚垄断经济之实。
(五南京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双重性” 1.内容上：
(1大量采用、引进、吸收西方近代以来的法律学说、法律原则与法律制度，以大陆法系法律制度为基本蓝本，并采英美法系法律制度的一些内容。
(2继续保持、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法律制度的一些特性。
2.立法上：
(1普通法与特别法并存，而且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数量亦多于普通法。
(2在法律的制定与适用上采用“双重标准”：
一方面用基本的普通法作为“常态”法律，规范普通、正常的法律关系。
另一方面制定大量针对特定对象、在特定时空适用的特别法，超出普通法的限制，加强对危害其统治行为镇压。特别的法优于普通法这一特征在国民政府法律体系中表现的极为明显。
3.立法与司法关系上：
表面上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体现了一些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却完全
是赤裸裸的野蛮、****;立法与司法的脱节。
【篇5】温少鹤与民国时期的重庆回族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
班级：2009级历史二班 姓名：段相斌 学号：20095161218 专业：历史学
民国时期是一个当权者独断专行的时代，是一个政治与思想极端动荡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痛苦到让人窒息的时代。但民国又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群雄逐鹿的时代、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是一个民主雏形的时代。
民国时期文人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时期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时代的混乱给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场发言的机会，原有的规则失灵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民国时期文人处在政治斗争、文化革命的漩涡之中，人生大都屡遭世变，这造成了其生存方式、情感世界的复杂性。这是一群很难定义的文人，在泥古与西化、保守与激进、淡泊与热烈之间挥洒自如。
与历代文人一样，他们起初大多数都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救民。然而社会的黑暗，军阀的独制专裁让这种梦想化成了碎片。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了，那群饱读圣贤之书的传统士大夫进身无门，从官僚阶层与农耕士绅阶层从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漂浮的群体，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新颖却不强大。他们起初还自以为是的以为这个世界不过是他们施展自己才华抱负的舞台，以为自己仍然处于封建社会权力中心地位，然而科举制的废除，
切断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这种制度化联系，退到了权力场域的边缘。作为传统的精英阶层，当他们被逐出政治中心后，却没有其相应的社会地位体现其精英价值。历史随后残酷的告诉他们，历史是以铁与血的方式书写的。战争纷争时期，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或许真的只能是做一个可看不可用的花瓶。
然而在这个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他们所学的东西又告诉他们，他们理应以一个就是这的面目出现，他们应当拯救这个社会，挽狂澜于既倒。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各阶层中受西学影响最深、对现实感觉最敏锐的群体，他们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和乌托邦理想，也富于政治敏感和爱国热情，总是天然地倾向于社会变革。这个新知识群体的出现成为20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新生的力量，他们强烈要求改革中国社会现状，并且总是扮演最为激进的角色。他们继承了传统士人“内圣外王”、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传统，结合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明道救世、救亡图存的政治意识，以政党政治的方式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创造了组织条件，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导力量，扮演了“首要的政治家”的角色。面对愈益激化的国内外矛盾和日益混乱的政治局势，具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宏伟的人生理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是实现中国社会变革的唯一力量。不仅知识界的精英有“舍我其谁”的自信，就连一般学生也抱有“二十世纪之中围，学生之中国也。其兴也惟学生兴之，其亡也惟学生亡之”的念头。
传统文化基因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社会关怀有着极大的内驱力。余英时就曾指出：风而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
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代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作深入的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丁文江在宣传科学之外仍念念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责任心?我们没有责任的能力，谁有责任的能力?”这种舍我其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英意识始终潜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之中，成为驱动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重要动力。
同时，由于民国以来的社会变革伴随着剧烈的权力转移，从各个分散的地方性组织中汇聚起来的巨大权力要获得有效的行使，必须合法化。在中国政党的发展史来看，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作用确实无可替代。从孙中山以三民主义统一同盟会会员的思想并创建民国，一直到共产党知识分子将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本土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知识分子构建的意识形态为革命与国家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总之，由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系统的内在关系，当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构建新的意识形态进人政治舞台时，都自觉不自觉地与中国的政党政治发生了联系。国民党为了使自己的权威主义政治具备意识形态基础，力图从儒家学说中挖掘道统的合法性；
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则在马列主义本上化的基础上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
而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以西方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资源，在抗战前后组建了第三党或中间党派。这样，知识分子以政党政治为舞台，以意识形态的创建为己任，不断向政治中心涌动，扮演了社会变革主导力量的重要角色。又由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不仅其本身是政治主体，而且还构成了政党这一重要政治
主体的主要部分；
加上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专业优势，政党意识形态成为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然而你在当时，国家政权的主体是国民党。于是多数文人都选择了参与到国民党中，但是，国民党实在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政权内部的腐败以及其不断进行的政治倾轧，让不少人寒了心，何况文人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的他们主观的以为政府应该是能够实现国富民强的，当历史摆向他们，理想的骤然破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部分文人早已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他们不再是那些饱含救国之志的仁人志士，而是一个只关心自己利益的政客。然而也有人选择的是依然而退，我们至今仍然在赞美钦叹的就是这些文人，那是一个时代风骨的代名词。
胡适常对人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
充军式的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此外，现代分子对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有着普遍的反感，认为官场是污秽之地，做官有辱自己的清名，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应该专心学术或教育。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谈到：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从而开启了大学教育为后世津津乐道。蔡氏还于1919年6月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宣言》中声称：“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对这三句斩钉截铁的誓言，蔡元培分别解释其理由说，“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是个臭虫窠”。同年，在全国教育会议上，针对“五
四运动以来，各地学生竞为爱国运动”之现状，再次呼吁“救国之道，非止一端；
根本要图，还在学术”；
1931年，更发表了为《牺牲学业损失与失土相等》的报告。见，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学术本位意识不仅体现在个人的职业定位上，而且对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影响也抱着警惕的态度。冯友兰在《大学与学术独立》一文中极力推崇学术独立，声称：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给予他们研究的自由，还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普遍有的“原罪”意识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基因使得他们对于时局又不能袖手旁观，由于当权者与知识分子的微妙关系，知识分子卷入政治的尺度往往也不是他们自己能够把握的，有学者指出“知识分子一方面要与政治权威保持距离，以保有他特殊的批判者的身份!一方面却又想与政治权威接近，以实行他的所见或主张。而政治权威在基本上是不会喜欢知识分子的，因为他的权威之被批判将会被打折扣，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靠知识分子的„„如何使赤裸裸的权力转化为被人认为合法的权威则是知识分子的特有功能。”无奈与不由自主造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两难困境。
总体来看，民国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试图立足学术，寻求“议政”而
不“参政”的两全之法。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积极人世的传统及大到天下家国兴亡，小至个人家庭生计的牵绊，使得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犹如风暴中蓬草飘萍随风流转，这种身不由己的无奈在他们的议论中时有表露。而其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即使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须时时面对。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关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及国家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合理期待。就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关系方面的议论进行整理分析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应该会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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