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温少鹤与民国时期重庆回族,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温少鹤与民国时期的重庆回族3篇
【篇1】温少鹤与民国时期的重庆回族
关于化妆专业“明国时期的发饰”制作的实验报告
实验时间：2010年
实验地点：戏美系化妆教室
实验对象：08级戏美化妆本专班
实验目的：能够系统的制作出民国时期的发型及头饰毛发（胡须），对毛发制作过程有足够的了解，材质、色彩等方面的归类。从设计绘画到实际制作，是学生简单明了的完成。
实验要求：了解民国时期的发饰，并熟练掌握发型梳理技巧，了解这一时代的文化，进一步对发饰进行了解。在制作的过程中，把握基础绘画，了解种类、制作器具，详细的制作流程，最终展示毛发制作作品
教学内容知识介绍及讲解：1、学习并掌握男子发式的种类（分头、背头、偏分头）
2、学习并掌握民国女子的保守派发型
3、学习并掌握民国女子的革命派发型
4、参考资料《我这一辈子》
5、在这过程中讲解并示范这一时期的发饰，重要的是学生们的动手实践
实验小结：在民国时期发型已趋于现代化，相对于学生的技法还是比较熟练的，尤其是女子发式，在技巧方面要求不是很多，很成功的表现了男性和女性的发式特点。
【篇2】温少鹤与民国时期的重庆回族
民国时期的青年们
——受肖杰大侠的影响，老杨也捋出一堆老照片给大家提供点八卦的东东。
（一）刘半农与夫人朱惠
刘半农，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但可能又都不知道。我在中学时总以为半农大概是个很土的人。其实半农是个留学生，吃过洋面包的。胡适评半农：努力做雅事，而人但觉其更俗气；
但他是一个时时刻刻有长进的人，一个“勤”字足盖百种短处。
刘半农和赵元任都是知名语言学家，又都对音乐有浓厚兴趣，半农作词、元任谱曲“教我如何不想他”传唱不朽。在某个场合半农与观众见面，一位女青年见到他后说: “原来写诗的是这样一个老头儿!”半农回来后又写了一首诗: 教我如何不想他，可能相共吃杯茶?原来这样一老朽，教我如何再想他?
半农为研究方言，曾在报上刊出启事，广泛征求方言中各种骂人的话，好友赵元任和钱玄同见报后联袂登门拜访，分别操各种方言把他大骂一顿，骂过后彼此抚掌大笑。
1934年，半农在去包头考察方言的路上感染回归热而死，是被“一只蒙古虱子咬死”的。死得可惜啊！赵元任挽其联曰：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
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二) 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
沈从文大名赫赫，湘西散文写的的确是好，但这都是后来的事。刚出道的时候从文可不是这样的，人长得是没的说，但非常自卑木讷，在大学教书却并不会讲课。上课时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默默地把讲义抄一黑板。
好在这并不影响他要追求女学生张兆和。兆和出身富贵大家，健康聪明，单纯任性，18岁时在中国公学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这样的女生追求者当然一大批，兆和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允和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
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就悄悄地给兆和写一封封的情书寄出去。兆和则将其一一编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胡适。她把信拿给胡适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当然，不爱是一时的，情书的狂轰滥炸之下，张兆和最终还是嫁给了沈从文。
（三）梁实秋与夫人程季淑
梁实秋似乎是被鲁迅骂出名的。但事实上鲁迅不骂，他也照样会名垂后世，而且鲁迅当时的骂实在是没有多少说服力，只不声音更大些罢了。只要看过实秋当时的文章，我们就知道理在实秋，他是实实在在被冤枉了，其气度也远比鲁迅大得多。
程季淑比梁实秋年大两岁，出身名门，祖父官至直隶大名府知府。实秋在在清华读书时经同学介绍认识季淑，当时季淑从北京女高师毕业，在北京女子职业学校教书。1923年，梁实秋结束了8年的清华生活，赴美留学，两人立誓约定3年后结婚。3年后实秋连硕士学位还没拿到就迫不急待地回国，并于次年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1949年，实秋携季淑到台湾。1972年夫妇二人投奔女儿，到美国定居。两年之后的一天，两人到市场购物时，程季淑被市场门口意外倒下的梯子砸中，不幸罹难。
（四）陈西滢与夫人凌叔华
陈伯通（西莹）是被鲁迅骂出名的另一个名人（这一点不同于现在不少人专靠骂名人出名），但是看看他反击鲁迅的文字不难发现，鲁迅也大概确实被他戳到了痛处：“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鲁迅的问题就在于他想做领袖，这一点陈伯通年纪轻轻就看出来了。
伯通是朱东润（老杨最崇拜的中国传记文学开山鼻祖）在上海高小的同学，两人后来都曾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朱东润早期学习与教学生涯中也多次受到陈伯通的关照和倚重。但论成就，东润远胜于伯通，原因是伯通成名太早，英国获博士学位归国后，与胡适来往密切，路途一直较顺，做过北大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一旦当了官，于学术便不能苦心钻研，算不得成大器者。不过名人毕竟是名人，陈伯通后来被委以国民政府常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1965年中法建交时拒不离开台湾驻法大使馆，最后是由法警扶持出馆的，次年退休。晚年瘫痪，逝于伦敦。
凌淑华生于北京一个士宦之家，幼年时先后从好几个著名画家学画，还跟辜鸿铭学过英文。淑华天津女师毕业，是典型的五四时期培养出来的女作家，知名度固然很高，但深度则不见得。不过敢作敢当是这个女人的优点，也是个相当泼辣女人，在武大期间与陈衡哲、冯沅君、苏雪林是有名的四大母老虎。
七十年代末，因为邓颖超的关系（邓也是天津女师学生，比凌低一级），凌淑华落叶归根，从法国回北京定居，后来在石景山医院去世。石景山医院就在老杨家的家门口，也算是老杨还能跟陈西莹扯上一点点关系。
(六) 王蘧常与夫人沈静儒
王蘧常老杨不太了解，只知道他书法有名，搞历史研究的。不过我对他的一位老师唐文治（蔚芝）还算有些了解，蔚芝是前清举人，在朝廷担任过一定要职，老年致士回无锡办学，即后来的无锡国专。蔚芝尝言：吾唐门弟子中有三鼎甲，状元王蘧常，榜眼陈柱，探花是钱萼孙。陈柱后来做了汉奸，书法不错。唐文治的另一个著名学生就是朱东润，有一次东润作文可得第一名，但唐只给了第十三名，事后向东润解释：你可作我衣钵传人，因此有意压一下年轻人的气焰。后来东润果然不负师望，成为文史大家，也是书法方面的一代宗师，在老杨看来东润的字更胜于蘧常，史学成就也更胜于后者。
沈静儒是沈钧儒的堂妹，看来也是大家闺秀，也是天津女师毕业的，从照片上看，有一股凛然不可冒犯的气质。不过自身似乎并没有更大地发挥什么才具。我们只能说她与蘧常是标准的或普通的才子佳人的组合。
（七）冰心与丈夫吴文藻
冰心是最被高估的一位名媛。她也是曲型的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只不过更地道、更酸，国外留学时因为嫉妒林徽因，写过一些酸溜溜的文字，结果好友反目成仇。二三十年代在女性杂志上写过一些浮浅杂文之类的东西，被张荫麟挖苦得一无是处。事实上老杨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对她的《再寄小读者》一文感到费解，没看出文章有什么值得一读的地方。冰心一生真的没有什么成就。去年好像有韩寒、陈丹青也曾指冰心算不得作家，引来一阵骚动，其实那些批评韩、陈的人不值得一驳。
吴文藻倒确实是个实力派学者，正牌清华毕业、留美博士，社会学的拓荒者，给费孝通代过课。当年与冰心结婚时，清华校长梅贻奇曾叹：一个交际花、一个书呆子，怎能处好！老杨分析，冰心之被抬举得这么高，多半是因为吴文藻，因为吴大致属于四九年后积极表态愿意回国奉献所学的留学人士，冰心的被放大，是出于宣传考虑的，至少起初如此，久而久之弄假成真了。
（八）黄膺白与夫人沈亦云
黄膺白沈亦云夫妇，是一对伟人，也跟很多的伟人打过交道。亦云十三岁便只身到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读书，这所学校是袁世凯主导创办的，他认为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所以要先培养幼师女教员，这跟后来日本的做法一脉相通。亦云年纪小小但因学习优秀曾受世凯亲切接见。毕业以后她也当过一段教师，讲历史。后来遇黄郛（膺白），结为夫妻，开始夫唱妇随的革命生活。
黄膺白是一流的汉子，早年留学日本学军事，是个真正的日本通，与蒋百里都是闻名远近的军事天才。孙文在日本作最初的号召时，膺白便成为同盟会主将，与陈其美搭档打响辛亥革命在上海的第一枪，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枪。孙文失败后，膺白漂泊天津北京，整天读书写军事论文，读者多多，稿费多多。后来冯玉祥政变，膺白为策士推手，总揽大局，故宫由此变成了博物院。不过玉祥很快退出中央舞台，膺白也漂洋过海携妻流亡日本及东南亚。再后来蒋介石从南方崛起，黄膺白再度出山，辅助这个后生结拜兄弟（介石一生贯以玩拜把子的把戏，但与黄郛那是真的称兄，黄郛也从不客气，直呼介石吾弟）。在对付日本在济南生事、在华北生事的好几档子事上，黄郛忍辱负重，多次为蒋委员长充当炮灰。在用人大计、延揽人才、治国方略方面，蒋也是虚怀若谷，一有疑难就赶紧请教膺白仁兄，有时一天之内电报来往不断。一句话，黄膺白有宰相之志，亦有宰相之才，军事、经济、外交，事事都能拎得起来。但是国民党的北伐与抗日与剿共，实在是时时事事都是烂摊子，最后活活把个黄郛给累坏了，抗战前夕病逝，年仅五十七岁。
这一对情侣，入则轰轰烈烈于政途，出则恬恬淡淡于乡居。两人曾在莫干山大搞新农村试点，办学养牛开荒种地大搞扶贫救济，成绩不俗。只可惜蒋介石失天下，莫干山的示范村也终于被收归国有，再后来成了旅游景点。如有机会去莫干山，当拜访一下黄郛的墓地。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沈亦云辗转至香港，后随女儿定居美国。晚年在胡适的鼓捣下写了一本《亦云回忆》，真是好书，无论文辞还是史实还见解，一般的男人是写不出来的，老杨从台湾邮购花了三百大洋，看后深感物有所值。
一般的名人大概只能算是时代人物（诸如前列若干人）而黄沈二人算得上是历史人物，经得起历史的大浪，也成为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人证。他二人也与老杨的老家榆林有点小小的关系，黄郛爱马，榆林镇守史井岳秀曾送他一匹陕马，我猜想可能还就是陕北产的马。
（九）顺便介绍三个才俊：
张荫麟(左)、贺麟（中）与陈铨（右），1926年。
这三个青年是吴宓最得意的三个弟子。
张荫麟是个天才，因为嫌老婆饭做得不好吃而离婚。喜欢骂那些浅薄的五四青年，尤其是把冰心骂得体无完肤的天才，也骂过丁玲、苏雪林、郭沫若、冯友兰，骂得头头是道，无懈可击。可惜英年早逝，留下写了一半的《中国史纲》，真是本好书，凡是还想表现得有点文化的年轻人都应当读一读。
贺麟从小立志“要读世界上最好的书，以古人为友，领会最好的思想。”清华毕业后赴美国奥柏林大学、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并在清华大学兼课，主讲哲学，活了91岁。
陈铨字涛西，四川人。这个长得有点像老杨的青年也是个小个子。早年在清华读书时，与钱钟书、张荫麟、李长之并称“清华四才子”，但差一点改习化学，认为更实用，引得老师吴宓大呼“哀哉”。后来赴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大学、德国基尔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成为“中国研究日耳曼学的鼻祖”。
抗战期间成为知名剧作家，话剧《野玫瑰》1942年在重庆演出时万在空巷（老杨最近刚看过该剧本，那真叫一个好）。1957这个小个子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南京大学外文资料室当管理员。文革期间被折磨至死，哀哉。
【篇3】温少鹤与民国时期的重庆回族
民国时期的土匪
土匪问题是近代中国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其影响从乡村蔓延到城市，从下层推演至上层。土匪活动不仅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而且土匪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竞争的对象，反动势力利用过他们，进步势力也争取过他们。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以往人们只是注视它和议论它，很少有人能透彻地了解它和科学地解释它。因此，有关土匪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究竟如何给土匪下定义？什么人充当土匪？土匪组织的内幕如何？土匪猖撅的原因是什么？土匪活动的规律、特点和结局如何？土匪的文化内涵有哪些？土匪与民主革命又是什么关系？等等。
（1）“土匪”的界定问题”。
“土匪”是一种笼统含糊的称谓。在近代中国，被寇以“匪”字的称呼很多，如粤匪、夷匪、拳匪、会匪、教匪、团匪、兵匪、官匪、枭匪、烟匪、胡匪、山匪、共匪、赤匪、蒋匪等等，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内涵差别很大。很显然，在中国有一个传统，即政治上的敌对双方互相用“匪”字污蔑对方，以达到确立自己一方正义性的目的。所以，我国文献中关于“匪”的大量记载所函盖的内容和性质是广泛的，仅仅凭借“匪”字的称谓去判定其实质是想当然的做法。因此，研究土匪的科学前提是明确土匪的概念，从而明确研究对象的性质。国内学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蔡少卿。他认为“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个观点吸取了国外学者的意见。此外，牛敬忠参照社会学关于离轨、偏差等概念认为，“土匪是一个具有反社会性的暴力集团，他们以公开烧杀、奸淫为活动手段，在行政上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们是与整个社会为敌的。”（注：牛敬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绥远的匪患》，《内蒙古师大学报》1993年第4期。）谭属春认为“土匪是指旧中国那些一惯用杀人放火、抢劫、绑票、勒捐等暴力恐惧手段，劫掠他人财物以满足个人私欲，从而危害社会、破坏生产、阻碍历史前进的个人和集团。”（注：谭属春《近代中国的匪患问题初探》，《求索》1994年第4期。）李英铨与谭的看法基本一致，他着重强调了中国近代土匪的时间界定，认为中国近代土匪开始于清末和辛亥革命时期，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土匪。（注：李英铨：《辛亥革命时期土匪活动的反动性》，《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上述界定，虽然标准不一，但基本上揭示出了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对象的实质，为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稍嫌不足之处在于没有突出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没有反映出中国近代土匪自身的独特性。
（二）土匪的分类。
蔡少卿提出按土匪活动的地域特点、土匪的性质和土匪的组合方式、活动规模、持久能力等因素三个标准分别从不同角度去分类。（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种分类方法更便利于深入研究。孙燕京则根据近代中国不同的地理区域的环境特征和土匪活动特点将近代土匪分成四种类型。（注：见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对土匪进行分类，有利于科学地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土匪的分类必须以符合中国近代国情和土匪自身的特点为前提，在这一点上，国内学者做得比较好。
（3）土匪产生的根源。
中国近代土匪之多，举世罕见，寻根探源是十分必要的，这将有助于揭示近代中国的社会特征。
蔡少卿认为，“土匪是农业社会的产物，盗匪活动是农民对压迫和贫困的一种反抗。”农村剩余人口、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农民、溃散的士兵、在社会生活中缺乏机会或遭到不幸挫折的人等在中国近代社会中极有可能参加土匪（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他们还从“社会——政治——经济——心理——行为”这一链式关系入手对北洋军阀时期土匪猖獗的原因作了多方面、立体式的剖析。（注：蔡少卿、杜景珍：《试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匪”》，《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谭属春则把近代中国匪患产生和猖獗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注：谭属春《近代中国的匪患问题初探》，《求索》1994年第4期。）。刘平认为，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一直处于动荡与崩溃之中，这形成了一个不断制造盗匪的温床。（注：刘平：《清末民初的太湖匪民》，《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马烈在分析民国时期匪患触目惊心的原因时认为，这一方面是与以往中国封建社会年固有的原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近代中国存在的重大缺陷有关。（注：马烈：《民国时期匪患探源》，《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此外，还有学者就统治者阶级的土匪政策、近代中国政权更迭、流民、鸦片泛滥、秘密社会猖獗、个人心理等与土匪产生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讨。（注：见上述牛敬忠、李英铨的文章，另见王振羽：《近代匪祸探源》、《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
李贤华：《旧中国土匪问题初探》，《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土匪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已不同于古代社会，因此中国近代土匪的产生既有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因素的作用力，又更多地带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转型的色彩。
（四）土匪的结构研究。
关于土匪的基本成员。贝思飞认为农村劳动力过剩造成了长期失业或不完全就业的大军，它为土匪活动提供了基本来源。（注：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蔡少卿认为，土匪主要是遭受压迫而逼上梁山的农民，其中无业游民是最主要的来源。（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比较多。（注：见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
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此外，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等也被视为土匪成员的组成部分。（注：李英铨：《辛亥革命时期土匪活动的反动性》，《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关于土匪的首领。贝思飞认为匪首只在名义上拥有匪帮的最高统治权，首领是根据其成就和能力而确定的，匪首有“地痞”、“恶霸”、“阴谋家”、“政客”等几种类型。（注：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蔡少卿认为头匪头目“加入匪伍往往不是生活所迫，而是政治、道德和个人气质的原因，他们之中固然有一部分人来自上层阶级和一些边际的团体。”他根据匪首的来历和从事匪盗活动的特点，将其分成侠盗型、复仇型、升官发财型、兵痞型、惯匪型、恶霸等六种类型。（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关于土匪的组织形式。贝思飞和蔡少卿都根据人数多寡将土匪团伙分成三种组织形式：小股土匪、大股土匪和土匪军队。组织形式从简单到复杂直至仿照军队组织形式。蔡还指出许多研究者易忽略的一个形象：即在土匪内部，土匪一般以人、枪入股，按股分脏。（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土匪的心理研究。把土匪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运用心理学方法来揭示土匪的内心世界是土匪史研究的一个特点。土匪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其特殊性尤为突出。因此，研究土匪的心理重点应放在土匪的特殊心理状态变化上。
贝思飞认为土匪加入匪帮在心理上有某种满足感，土匪的严重暴力往往是心态严重失衡后的生理渲泄，其心理是自卑的、有巨大压力的病态心理。（注：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蔡少卿、杜景珍则分析了中国农民当土匪的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他们认为，一旦农民离开土地就会失去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宗法制度下而产生的吃苦耐劳、忠厚善良的忍耐性，开始奉行“乱世哲学”，看待土匪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注：蔡少卿、杜景珍：《试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匪”》，《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这就揭示了许多人反复为匪的心态。牛敬忠认为土匪一般具有报复性反社会心理和追求财富的投机心理。（注：牛敬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绥远的匪患》，《内蒙古师大学报》1993年第4期。）
（6）应该承认，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的理论基础还十分薄弱，这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课题欠深刻上。史学的描述和考证只是史学研究的初级阶段，土匪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对土匪这一社会现象作出理论上的说明，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当前，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结合多种学科的理论方法，创建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的理论体系。
中国近代土匪史的研究既要在原有课题上进一步深入，又要不断开辟新课题。例如，“农民离村与土匪问题”、“自然灾害与土匪现象”、“人口膨胀与土匪问题”、“土匪与农村社会变迁”“土匪与乡村豪绅政权”、“日本侵华活动中的匪帮”、“土匪与抗日战争”、“中外土匪比较”、“传统土匪与近代土匪比较”、“土匪与地方政权”等等，都有待于我们去研究。此外，资料的整理工作也亟待加强。
最后，我们期待着一本理论体系完备、内容丰富翔实的完整的《中国近代土匪史》专著早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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